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千年城址在岁月的侵蚀中努力地展现出往昔峥嵘，散落的陶器在风雨洗礼中拼凑远古的记忆，考古人在碎片中寻找线索、在地层里窥见历史，试图“文明探源”、诠释“何以中国”。

12月9日，由科技部立项，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牵头，国内外数十家单位的数百位学者共同参与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简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进展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介绍了相关情况。

2020年，探源工程的第五阶段启动。在第五阶段研究开展的三年多时间里，团队扩大了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等核心区，对包括辽宁建平牛河梁、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四川广汉三星堆在内的29处核心遗址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与收获。

深化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认识 

进一步细化古国时代演进三部曲

此前，探源工程专家们已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梗概式描述。第五阶段最新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的长时段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阶段，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

——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约为距今5800至5200年前后；

——古国时代第二阶段约为距今5200至4300年前后；

——古国时代第三阶段约为距今4300至3800年前后。

——距今3800年进入王朝时代以后。

“与探源工程第四阶段的认识相比，我们对古国时代的阶段性划分方式更加细化，在这样的时代阶段中，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不同的地区差异和自身特色。”李群强调。

考古所见不同阶段的古国

从女神庙现身的牛河梁遗址，到古城、礼器齐备的焦家遗址和水利系统不断被“完善”的良渚遗址，再到史前最大石城石峁遗址和发现迄今最大史前夯土建筑的陶寺遗址，历经古国时代演进三部曲，直至二里头走向王朝时代。

古国时代的第一阶段，以坐落在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该遗址第一地点的2号建筑址是由9座台基构成的大型台基建筑群。台基规模宏大，这一发现对了解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建筑关系和祭祀性质意义重大。此阶段，出现了一批大型的复杂社会群体，并开始出现社会的等级分化。

“凌家滩遗址也属古国第一阶段，凌家滩遗址上有迄今所知5500年前后可以确认的最大规模的聚落，面积在百万平方米以上。去年发掘了一座大型红烧土建筑基址，面积3400平方米，其下还有年代更早的建筑物。内壕北门祭坛墓地，墓地以西新近发掘一座祭祀坑，出土250件器物，大石钺60件，与墓葬不同种类的玉器、陶器。M23出土上百件玉器大多为透闪石软玉，说明凌家滩获取和掌握玉料资源的能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双组长之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弛介绍。古国时代的第二阶段，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开始衰落，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文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焦家、双槐树、石家河、良渚遗址均属这一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太湖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和澧阳平原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区，无论是聚落等级的分化还是公共资源、人力的调配，复杂程度较前一阶段已有质的变化，率先发展出了国家这种政体，步入文明。

双槐树遗址排房

石家河遗址水坝

从考古发现来看，焦家遗址新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址，这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史前城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有多重棺椁和随葬玉石陶礼器的制度化表现，是中华文明礼制物化表现形式的源头之一。

“近年来新发现的良渚遗址点翻倍，目前达350余处，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同时还继续围绕良渚水利系统开展考古工作，外围新发现水坝近20条，经测年，和原水坝属于同一系统。可见，正是在良渚中期才统一规划了水坝，莫角山、反山和城址，良渚古城三大工程齐全，说明良渚社会此时有了重大变革。大雄山东边的荀山属良渚遗址群东侧，遥感也发现有良渚时期城址的迹象，留待今后发掘确认。”张弛介绍。

古国时代的第三阶段，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在石峁遗址皇城台发现的转角浮雕，为石峁皇城台大台基石雕的年代、建筑性质的判断提供了关键性证据。在大台基西侧200余米处，首次发现以石墙框界、成排分布的贵族专属墓地。陶寺遗址确认了一处迄今所知最大的史前时期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主殿总面积540余平方米，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

石峁遗址皇城台

陶寺遗址大台基

进入王朝时代，以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可以说，上述两项遗址也是“探源工程”二十余年来，受大众关注较多、知名度较高的两个遗址，它们的考古工作也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中。

当谈及二里头遗址最新考古发现及综合研究称成果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常怀颖表示，“此前我们认为二里头遗址街区的样态是井字形的，新发现则突破了这一认识。如果以原来井字格最中间格（宫城区）为中心的话，我们发现旁边还有更多的格子，但不排除还会有更多发现，也就是说我们对遗址本身的空间范围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常怀颖还强调，二里头遗址内的不同小方格或街区里的功能也不一样，这证明了在王朝形成的阶段，在阶级开始不断强化的时代，开始出现城市营建模式当中整体性布局和规划，最大限度地利用分配土地，进行人的区分和功能区分，这代表着社会发展新的程度和样态，是此前所不见的。

三星堆遗址新一轮发掘出土了众多让人颠覆认知的青铜器，但通过考古学认知来看，抛开精美的器物，三星堆田野工作仍有重要收获。在常怀颖看来，首先对三星堆城址，尤其是对城址的布局认识。其次，结合环境考古来看，器物坑的选址在河边偏高的台地上也是有讲究的。此外，常怀颖还提到，器物坑内的神兽、神面具、神坛等青铜器，和带其他坑内铜容器的产地也不一样，前者大概率是本地生产的一批特殊的器物。

协同发力 科技助力 

多学科合作让文明探源焕发活力

考古学涉及了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是真正意义的交叉学科，从无人机到显微镜，从浮选植物遗存到基因钓鱼技术，多学科协同的理念在“探源工程”各核心遗址得以贯彻，业已成为新常态，一场科技与考古的二重奏在“探源工程”中回荡。值得一提的是，考古方舱和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应用，促进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的紧密结合，也为未来的田野考古工作提供了可行的发展方向。

据张弛介绍，本期“探源工程”有8个课题，其中4个由科技考古学者领衔，包括年代学、环境与人地关系、资源与生业技术、古代人群与分子生物学。张弛还强调，本期“探源工程”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以中心性聚落遗址为核心，集中考古发掘、年代学、资源技术、环境与人类体质等多个角度对相关遗址开展综合研究。

年代学研究重点解决了石峁皇城台、内城、外城空间布局的年代，初步确定皇城台的始建时间不应早于2200BC，最后废弃的时间可以晚至1600BC。对三星堆器物坑的测年结果显示，八个器物坑的埋藏年代基本相当，大体都在距今3100年前后的商末周初阶段埋藏。

生业资源问题对理解石峁这种大体量社会做出了解释。张弛称，石峁之前仰韶早期已经有人长期在此，但没有形成大型社会。但石峁时期半农半牧经济的开发、饲养牛羊，带来了迅速发展。二里头时期，水稻的比旱作农业多，稻作农业的贡献实际比粟黍要大。 

增强历史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

让宣传阐释更加多元多样

“探源工程”是一项象牙塔内艰深枯燥的学术研究，是一本本厚厚的发掘报告和一篇篇学术论文。随着重大考古发现不断刷新着公众的认知，“探源工程”成果日益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其之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方面的重要性也日渐凸显。

考虑到对象不同、目的不同，“探源工程”成果转化所呈现的形式也有所不同。“阐释传播本身就是‘探源工程’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们深入挖掘文物的多重价值，深化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传播，国家文物局媒体平台开设‘中华文明探源’专题专栏，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系列新闻发布会，联合开展‘盛世中华 何以中国’主题宣传，主办‘文化传承发展 探源中华文明’新时代大讲堂，发行国家宝藏系列金银纪念币，推出《中国考古大讲堂》之‘探源中华文明系列讲座’，联合‘何以文明’数字大展全球巡展，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介绍。

纪录片被称为“社会和人类生存之镜”，能把大众的眼界和足迹，引向更远的视界。为了阐释中华文明发端、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历程，国家文物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寻古中国》系列节目广受好评，获评“2023年度中国影响力十大纪录片”。此外与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指导的大型纪录片《何以中国》也正在播出中，以全新的视角呈现中华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已走过21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据介绍，2022年，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推动了探源工程的衍生项目——“北方地区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和“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核心都邑的综合研究”的立项，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关键阶段，从时间、空间地域和研究视角进行了主动性的补充。李群表示，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继续推进、深化探源工程，推动考古探索、文献研究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有机结合，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进一步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

驰骋在壮阔山河、徜徉在星辰大海，从筚路蓝缕到星辉漫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这既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也是探源考古人的执着追求。知所从来、思所将往、方明所去，这既是对远古文明的呼唤，亦是向未来的致敬。探寻历史、立足当下、连接未来，秉持着探源寻根的初心，将连续不绝、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展现在世人面前。

 （张小筑）

来源：国家文物局